长沙炒股配资公司负利率会把日本经济引向何方

  • 时间:
  • 浏览:16
  • 来源:最全期货交易入门常识,期货频道

  经济是一种取舍长沙炒股配资公司,也是一种选择,而且经常是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。事实上,与欧美国家相比,日本贫富差别较低,所以尽管经济滞胀近20年,大多数人仍然安居乐业。现在日本人担心,负利率政策恐怕将经济拖入长期混乱,未来或将更为黯淡。

  2016年新年伊始,日本宣布储蓄负利率政策,2015年四季度日本经济增长负增长1.4%,这两者标志着安倍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。安倍自2012年底二度上台以来效仿美国,全面推行量化宽松政策,下令国有养老金购买股票,试图通过刺激国内消费来拉高经济。长沙炒股配资公司但三年过去了,日本经济虽曾一度有点起色,但终究积重难返,沉疴难起。

  安倍经济政策落到今天这样的局面,难道是安培愚长沙炒股配资公司不可及?若是安倍真愚不可及,难道日本学界政界就没有明白人?其实,如果问道经济学家,他们多半会向日本当局力荐两条妙策:吸收移民和开放金融。对这两条,经济学家还真有高见有共识。那么安倍为何不能从善如流,按良策办?说来说去,还是因为这两条妙计,还是艰难的取舍。

  不错,移民确实能够推动经济。美国就是一个移民大国,其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移民的贡献。今天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就有1000多万,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合法移民在为美国经济添砖加瓦。但吸收大量移民,也有其致命弱点:移民难以融入社会,更确切地说,对于大多数移民来说,他们世世代代不能融入其所在国的社会。美国自我标榜是“文化熔炉”,是融入移民的楷模。但别忘了,黑人在美国生活已经有200多年,虽然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,黑人的地位大有改善,任何对黑人的歧视,在今天的美国是政治绝对不正确,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依然存在,君不见,美国白人警察射杀黑人是家常便饭?人们也早习以为常。

  在欧洲,德国也垂涎人口红利,默克尔政府去年一次性引进了80多万中东移民,名义上是百万难民大救助。柏林自以为得计,此举名利双收,既博取了人道大国的名声,又获取了大量廉价劳动力。但中东移民或移民后裔对德国妇女实施性侵犯之后,默克尔政府很快清醒过来:移民难以融入社会,隐患无穷。只是,德国以人权大国自居,不愿公开向难民关闭大门,于是,不得不花重金疏通土耳其,要其严防死守,阻止中东移民假道土耳其涌入。但现有移民如何融入德国社会,依然是个悬在德国头上的特大难题。

  经济增长谁都想要,但移民还是不移民,却是哈姆雷特似的艰难取舍。有美国和德国的前车之鉴在先,日本对接纳移民自然裹足不前。再者,日本传统上就自认是单一民族的社会,极不愿意大量引入移民。日本政府力图实现1.8%的生育率,将总人口维持在1亿人左右。

  对日本人来说,借助移民推动经济增长是一种艰难取舍,而开放金融取舍难度更高。从政策和法律层面说,今天日本的金融已经相当开放,但日本人归根结底还是相信本国的金融产品,金融投资中购买日本债券占很大比例,是日本金融稳定的一大基石。多年来,日本负债率一直为世界之首,长期维持在214%,远高于希腊危机爆发时的165%。但日本没有出现主权债务危机,就是因为日本人相信自己的政府,不抛售本国债券。而希腊早就狂风急浪汹涌不止,闹得整个欧洲不得安宁。

  美国是金融帝国,当然希望各国开放金融,以便乘虚而入。凭借其金融实力,美国可以选择正面强攻决战,也可以拦击、阻击、侧击,还可以发动逆袭。逆袭,就是在退却的时候实施反冲锋。例如,2008年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金融理念的失败,华尔街银行溃败收缩,但华尔街及其袋中的政客实施反冲锋,以货币宽松政策调动其他国家,在运动中大获其利,将危机转嫁于其他国家。正因为如此,汇率自由兑换有很大风险。开放汇率自然有助金融发展,但自由兑换,就难免投机者千方百计地要来做空。正因为如此,日本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,预防有人对日元发动突袭。即便无人做空,货币自由兑换也增加了经济取舍的难度。比如,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经济,但通常又使本国货币走软,虽能促进出口,但又增加了进口成本。

  经济是一种取舍,也是一种选择,而且经常在坏与更坏之间选择,而不是好与更好之间的选择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,日本经济突飞猛进,气势如虹,那是因为战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冲突状态,当时日本在亚洲无强劲对手,才得以异军突起。中国改长沙炒股配资公司革开放之后,中国经济不断壮大,亚洲经济地理形势大变,日本经济自然要放缓,经济负增长也没有什么可惊可怕的。强行刺激经济增长,有可能把事情变得更糟。

  对负利率政策,日本银行内部有个说法,“世道由白变成黑社会了”。这是取日本央行前任总裁和现任总裁的姓氏的第一个字(白川方明、黑田东彦)合成的。事实上,与欧美国家相比,日本贫富差别较低,所以尽管经济滞胀近20年,大多数人仍然安居乐业。现在日本人担心,负利率政策恐怕将经济拖入长期混乱,未来或将更为黯淡。

  (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,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)